中华文明素有热爱阅读、尊重知识的传统，古人敬惜字纸，一片写有字的纸页也不忍废弃，而书本更是具有神圣的意义。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读书的重视与热爱，中华文明才能赓续不断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古代社会，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人，在喜爱读书、热爱学习上取得了超越时空的共识。他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驰骋在思想的疆场，从书中开拓了眼界，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学习到修身的方法，掌握了治国济世的智慧……古人之重视读书，正可以激励我们奋发图强、手不释卷。

　　百姓重视读书 

　　汉朝的匡衡，出身贫寒，在没有做官之前，勤奋读书，非常重视学习。当时，他很穷困，但想尽各种办法去争取读书的机会。匡衡白天工作，晚上想看书，“勤学而无烛”，“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他在为当地富人打工期间，“佣作以给食饮”，但他不要工钱。富人非常奇怪，问他为何不要工钱。深知富人家多藏书的匡衡说：“愿得主人书遍读之。”富人非常感动，“资给以书，遂成大学”。通过积年努力，匡衡成为了西汉有名的经学大家。时人有云：“无说诗，匡鼎（鼎是匡衡的小名）来。匡说诗，解人颐。”

　　北魏的祖莹，出身富贵，也非常喜欢读书。他读书“以昼继夜”，其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他在父母入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为家人所觉。”此举既使自己能继续读书，又能不影响父母、避免让父母操心，可见其用心良苦，时人称其为“圣小儿”。

　　明末清初有个叫唐铸万的人，做过十个月知县，而后辞官来到苏州，成为一介布衣。他生活非常拮据，常常断炊，以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在这种境遇下，他仍然能够安贫乐道，以读书写书为乐，“陶陶焉振笔着书不辍”。

　　匡衡、祖莹、唐铸万应说是幸运的，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实则还有亿万热爱读书的普通百姓，虽然没有留下名字，却同样值得尊重。正是一代又一代热爱读书的普通百姓接续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历经五千年而不绝，并始终有一股来源于普通百姓的力量注入其中，使其活力无限。

　　学者重视读书 

　　普通百姓尚且重视读书，何况学者乎？然而有的学者成名之后，就不再读书了，半途而废，殊为可惜，当以为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开启有清一代学风的大学者，一辈子始终读书且卓有成就。因其出身富户家庭，顾炎武有很好的条件读书。他遍览前朝史籍，悉研各类经典，为其形成渊博的知识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道：“亭林（顾炎武之别称）之好读书，盖其天性。”顾炎武为了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凡阅书一千余部”。顾炎武曾游学大江南北，在考察各地的过程中，他交结豪士，获悉各地山川风俗，他的亲身经历连同书本知识共同构成了着书材料的来源，这也绝非书斋中的学者所能及的。

　　“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成为顾炎武一生坚持读书学习的真实写照。潘次耕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在读书为学的过程中，认为人格塑造是道德文章的基础，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他钦佩尧舜的“耿介”，愿意将自己身上的“胸中磊磊”发扬光大。他提倡要用精慎和虚心的态度去对待读书为学。关于精慎，他说：“着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当别人希望刊刻他的《日知录》时，他谦虚地回答，该书还有许多地方有待提升与完善，尚需一段时间。而关于虚心，他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阎百诗针对他的《日知录》提出若干条建议，他欣然接受。

　　清代大学者戴震，一生与书结缘。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戴震，自幼喜欢阅读各类书籍，而且喜欢探求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理。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形容戴震“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难能可贵的是戴震在求学时即表现出刨根问底的探究精神。洪榜在《戴东原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古人注释经典的作品）训解之，先生意每不释然，师不胜其烦，因取汉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书，学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笺注之存于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义，必贯群经、本六书（造字与用字的六种方法）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举其辞无疑，时年先生十六七矣。”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在北京纪昀家中住，一方面当家庭教师，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在此期间，他写成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等书，名扬天下。后来，他离开北京，在扬州、保定等地为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下令开馆纂修《四库全书》，纪昀被任命为总纂官，他向皇帝推荐才华横溢的戴震为纂修官。戴震在纂修官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主要校勘天文地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书籍，宋儒张载尝言学者要“为往圣继绝学”，天文地理、语言文字之书堪称绝学，这些书籍之难度足以使一般学者望而却步。梁启超说：“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倘若戴震没有常年读书的积累，没有深入的思考，是断不会有其学术事业上的大丰收。

　　官员重视读书 

　　古代学者往往具有官员的身份，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官员重视读书，一来可以从书中获得处理政务的经验，二来通过读书砥砺品德、提高修养、教育子孙。

　　乾隆时期的名臣汪辉祖在为官生涯中非常重视读书。他在《佐治药言》中指出：“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这是他将读书与做官紧密结合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他的为宦生涯中得到了印证。他在乌程当幕僚的时候，遇到一个案子：有一个姓冯的人，由于本宗没有人可以过继给他为子，他就自行收养了他姑母的孙子当自己的儿子。等到这个姓冯的人去世后，一个同姓但不同宗的人却出来争着充当他的继承人，太守竟然同意了这人的要求。汪辉祖辅佐长官重新判这个案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思路。但是通过读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他看到宋儒陈淳在《北溪字义》中提到同姓同宗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通过引经据典，汪辉祖“绝其争端”。

　　因《颜氏家训》而名垂千古的颜之推曾历仕四朝，他自幼爱好读书，又生逢乱世，自身成长经历与时代动荡际遇让他明白只有读书才能获得永恒。当他的长子颜思鲁对他说，我们家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雄厚的钱财，我当儿子的，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就是挣钱养家，您成天告诫我读书学习，这有什么用呢？颜之推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读书的价值胜过为生计奔波的价值。他在《颜氏家训》中告诫自家子弟：“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在颜之推看来，帝王追求学问树立了榜样，自己为官拥有一定条件，更要让孩子养成读书的习惯。颜之推结合自己的经历，希望孩子能够初学《诗经》《论语》，所谓学《诗经》利口舌，学《论语》明志向；继而读《礼记》《左传》，所谓读《礼记》以修身，读《左传》可以鉴史知今。颜之推认为：“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而读书正是“自求诸身”的不二选择。

　　帝王重视读书 

　　上文颜之推云：“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古代重视读书热爱读书的帝王不少，而清代的康熙尤可称为榜样。

　　《清史稿》评价康熙“圣学高深，崇儒重道”。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就在于对书籍与学习近于痴醉的追求。康熙从思想层面上很早就认识到研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康熙不仅在思想上非常重视学习儒家经典，还身体力行地主动学习儒家经典。青年时期的康熙不仅早起用功读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还能在政务繁忙之余通过经筵日讲等制度深化学习，正如他所言：“朕于政务余闲，惟日研精经史。”

　　康熙读书之辛苦令人同情，他在《庭训格言》中叙述自己有时政务处理完后继续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但也没有因此废弃学习。康熙读书之痴迷令人钦佩，在巡幸塞外时，非常想看曾经用心朱批过的《资治通鉴》《纲目大全》等书，但因为这些书“卷帙繁多”，“未携至此”，建议随驾诸臣“其各以所携书籍进览”。随驾诸臣“以《通鉴》《文选》诸书呈进”后得到康熙“甚善”的评价。康熙由此不忘告诫诸臣：“凡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康熙由此得到“自古帝王好学者，远不能及”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今天我们身处市场经济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不少人产生了一种颇为消极的情绪：读书有什么用？反正也读不了那么多书。实则，这个时代不仅更需要我们读书，而且需要我们有更宏大的眼界，用更高效的方法去读书。古人尚且手不释卷，今人哪有舍弃书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