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抗战7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编组受阅的英模部队中，华南游击队赫然在列。提到华南游击队，就不能不提闻名中外的东江纵队。作为共产党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东江纵队立下过赫赫战功，而这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归侨将军曾生。

　　人物档案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遵照党的指示，从香港回到坪山组建抗日武装。1943年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家纵队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交通部部长等职。

　　他是一名归侨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一天军校都没上过，在1955年新中国授衔的将帅中显得颇为独特；他领导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影响力极大的队伍，抗战结束时作为华南区的指定代表，与华北区的聂荣臻、华东区的陈毅、鄂豫两省的李先念，分别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他就是东江纵队司令员——开国少将曾生。对于这个名字，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但老一辈的革命家却无人不晓。

　　时代早就翻开了新的篇章。但是回顾华南抗日的烽火岁月，曾生和他带领的东江纵队的故事，永远也不会过时。记者探访了曾生的后代，追忆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学生时代，他就是“抗日热血青年”

　　1928年，18岁的曾生从澳大利亚悉尼商学院中专部毕业，跟随身为华侨工人的父亲回到家乡，即今天的深圳市坪山新区。

　　“在海外的几年，父亲开阔了眼界。报效祖国的志愿，就在那时形成了。”曾生的长子曾世平解释说。

　　1929年9月考入中山大学附中后，曾生曾经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监狱。曾生在狱中才弄清楚，原来是在军阀派系斗争中，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抓捕异己人士的房东，而错将只是房客的他也抓进去了。

　　“恰恰是这次‘冤案’，让父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曾世平说，在监狱里，曾生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由此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这次坐牢，实际上是给了我一次最好的革命启蒙教育。”曾生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出狱后，曾生升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就读，并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很多轰动一时的革命活动。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立即轰动起来。曾生带领学生、市民2万余人游行示威，愤怒的游行队伍涌入了压制学生抗日的教育厅，将办公室捣得七零八落，最后还砸了教育厅的牌子。

　　该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关注。1948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对首次见面的曾生说：“你们砸了不准抗日的教育厅，打得好！”

　　然而，这一事件却激怒了当时统治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这不是造反吗？学生既然今天敢打教育厅，明天就敢打我的总司令部！”随后，陈济棠开展了血腥镇压，派兵搜捕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

　　曾世平告诉记者，1936年初，曾生被学校停止学籍，只得离开广州，到香港的英国昌盛轮船公司当“走钟仔”（哪个房客的电铃响了，就去问需要什么服务）。在香港，他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海员工人运动，包括筹办“余闲乐社”组织爱国海员，宣传抗日并募捐钱物，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等等。直到当年9月陈济棠垮台后，曾生才得以回到中山大学继续读书，并继续领导着香港的海员工人运动。

　　开创东江纵队，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惠阳大亚湾，大举入侵华南，直逼广州，惠广战役随即打响。

　　就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香港土瓜湾召集曾生和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等同志，研究回东江组织抗日武装。当时曾、吴两人都争相希望回去。“父亲提出了他的理由，自己是东江地区客家人，语言通、地形熟，有群众基础，开展斗争最为有利。”曾生最小的儿子曾凯平告诉记者，廖承志觉得有道理，遂同意了曾生的请求。

　　10天后，28岁的曾生与香港市委的周伯明等人一起，赶回深圳坪山，开始组织中共惠宝工委和抗日游击队的活动。

　　当游击总队在曾氏祠堂刚成立时，队员仅仅几十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饷。怎么办？曾生便与族人商量，将祠堂的五支土枪和两门土炮、六个土礼炮拿过来，充当最初的抗日武器。

　　游击队不仅缺少武器，更缺乏粮食。

　　曾生的侄子曾马权回忆说，他亲眼看到曾生带人回来磨自家的谷子，“然后煮一顿‘油盐饭’吃了，每人带一袋米走了”。经济最困难时，为了给部队配药，曾生将家里仅剩的三亩田地全部卖给了德辉药房。原本殷实的曾家，失去了最后的生活来源。为此他的母亲哭了三天三夜，但并没有阻止他。“后来奶奶一直跟着父亲生活，父亲也非常孝顺，这也跟奶奶深明大义有关。”曾凯平说。

　　在曾生的努力下，东江纵队队伍逐渐壮大，后来达到了上万人数的规模。由于祖国受到日本的侵略，上千名爱国华侨子弟和港澳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游击队，极大地促进了游击队的发展。

　　“父亲从学生时代开始闹革命，在军事上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往后的军事指挥，都是在战斗实践中学习并逐渐成长的。”曾凯平说。

　　在此期间，曾生率队转战东江两岸，在敌我力量悬殊之下，频频打击日军气势；后来挺进粤北山区，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一批爱国人士随时面临被逮捕的危险。在中央的指示下，曾生开展了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前后营救了800多名在港的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撤离到后方安全地区……

　　1943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当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公开宣布，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命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由曾生担任司令员。

　　东江纵队的发展态势和抗日战绩，获得了当时中央的高度肯定。

　　194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而曾生和东江纵队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信》中，作为华南区的指定代表，与华北区的聂荣臻、华东区的陈毅、鄂豫两省的李先念，分别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由此可以看出其在抗战中的地位。

　　一生忠于党，解放后为工作费尽心力

　　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曾凯平最小，跟随父亲生活的时间最长，但平时能见到父亲的机会并不多。解放后，从广东军区到抗美援朝，从南海舰队再回到广东……由于工作繁忙，曾生跟家人见面机会很少。

　　即使曾生回到广州担任市长，家人也往往难得跟他见上一面。“父亲职务很多，市长、外办主任、政法委书记甚至建委主任一肩挑，工作太忙，每天都工作很晚才回来。”曾凯平说。

　　在子女的印象中，父亲生性乐观、活跃，性情豪迈。但曾世平发现，1960年担任广州市市长才几个月的父亲，头发就刷刷地往下掉。“那段时间父亲特别辛苦，用脑过度，人们戏称他为‘光头市长’。”曾世平说，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广交会配套建设等，让曾生费尽了心力。

　　1979年，曾生从交通部副部长晋升为部长。自半年前开始，曾生还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并推荐老部下袁庚担任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个时候，招商局开始在蛇口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从此成为了中国开启新时代的一个地标。

　　蛇口工业区创建之初，引来了不少非议。曾生力排众议，三次下蛇口调查研究，支持袁庚创业。“没有曾生的知人善任和支持，蛇口工业区未必能有后来的飞速发展。”深圳客家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罗洪晋感慨地说。

　　而曾凯平对父亲这一生最大的印象，还是他对党强烈的热爱。

　　从学生时代起，曾生就有着强烈的愿望，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广东的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广东找不到党组织的曾生，还到香港通过海员关系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但由于王明的极“左”路线，上海海员里的组织关系也断了。直到1936年后，广东慢慢恢复党组织，曾生才与党取得联系。

　　当年10月，刚刚回到中山大学复学的曾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大的选择，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在《曾生回忆录》中，他道出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党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在往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曾生都牢记一个信念——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始终坚定对党的信念。

　　除此之外，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