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网络信息技术迅疾铺展的时空结构中，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这个论题而言，学界应以通达的学术眼光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挣脱既有研究的固定进路和思维定式来主动校准研究的着力点。具而言之，应紧紧把准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和生成逻辑、不同属性网民认知的差异化、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学科视野和“中国化”思维等着力点，才有望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做出与现实经验直接相关的理论解释和提供厚重的学理支持。
【关键词】信息技术；网络意识形态；检视；安全治理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地作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等重大论断。当前，在网络信息技术迅疾铺展的时空结构中，相互抵牾、相互交缠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中的集聚与展演，（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使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更加复杂的状况，同时也致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校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着力点，对于有效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就彰显出强烈的时代质感和极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既有研究文献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校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着力点，进而为后续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性方向和可行的研究标尺。
一、既有研究文献的简要述评
对既有研究文献的简要述评，既是学术研究的必经步骤，也是进一步校准研究相关问题着力点的基本前提。对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这个论题而言，也概莫能外。整体上看，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维度。
（一）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研究
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无法绕过网络意识形态这个基础性的概念。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主要沿着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两条研究进路展开。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一是在技术论的视域中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一般意义的概括性描述。技术论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而生成的“伴生物”，或者说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自然生成的一种客观存在。对此，有学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社会的新样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意识形态发展进入网络社会的新呈现和新存在”。也有学者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并非是指虚拟空间中自然生成的各种意识形式及其所构成的观念体系，而是指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在虚拟空间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式”。姚元军则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基于网络信息工具的使用而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传统意识形态要素在网络信息空间的延伸和再现，并在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二是从社会属性的视角出发来探讨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社会属性论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全面铺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倒逼着多元行为主体竞相把自身所秉持的“价值观、理论和政治倾向等‘物化’于网络上”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的观念体系，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范式。如张宽裕等指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看待网络世界的有机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新范式”。吴满意等则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指网民在借助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
可以断言，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与检视为进一步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这个新颖论题搭建了比较意义上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基础理论资源。但必须指出的是，当下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要么是在技术属性、要么是在社会属性的单一视域中进行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描述。就学术研究来说，这样的研究进路，当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设若仅仅固守如此，而忽视网络意识形态本身承载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特质，则实在难以精准地抓住其本身的核心要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此而论，无论是技术论者还是社会论者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界定，也仅仅是揭示出了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表层意象，但却无法全面客观地把握其本身的内在特质。质言之，当下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网络意识形态本身是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客观事实。故此，当前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其实并未准确地握准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挑战的研究
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日趋多元、个体网民权利意识和表达意愿的高涨等问题共时性涌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因此，厘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就成为学界“着墨”较多的一个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赵欢春认为，“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控制着互联网的‘制网权’和‘制信息权’，挤压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网络负面信息呈放大效应、网络舆论引导力式微”，这些都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同时，“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程度加深；‘左’、‘文革重现’成为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工具；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边缘化、污名化的危险；蓄意诋毁党、社会主义和国家的网络舆论参与者，（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在呈现类组织化的态势”等因素也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因素。朱东来直接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总体势态表现为敌强我弱；在多元社会结构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力量表现为多样性分布；在媒介社会影响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形势表现为复杂多样；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表现为无国界性”等严峻势态。
总体上看，既有研究文献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挑战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对相关问题展开科学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强的启迪和实践标尺。然而，既有研究文献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挑战的探讨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梳理归纳，并没有在多学科理论视域中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挑战背后的逻辑动因展开系统深度的学理性检视和探讨。其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挑战的背后，不仅有着较为复杂的生成机理，而且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映射着特定社会利益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因如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超越表层意义上的一般性梳理归纳，需要在多学科理论视域中进行深度的分析与探讨。所以，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挑战的探讨，需要在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中，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系统论、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学理性解读，切实吃透和把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所挑战的背后的生成机理，才能为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恰切之道搭建起精准的实践标尺。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建构的研究
在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应对和解决问题的对策，既是学术研究的担当和使命，也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因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对策建构也成为国内学界高度关注和集中深入探讨的一个实践性议题，当前的研究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进行归纳。
从微观来看，冯茜、黄明理等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体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把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作为执政党的第一领导权，革新网络技术，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宣传队伍，创新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重要落脚点。周耀宏从如何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出发，提出要“提高话语主体素养以引导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正能量，拓展话语载体多样性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坚持话语议题守正创新以打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蔡志强则指出，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有效路径包括“强化学者尤其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责任；在完善的法治框架范围内形成有效的交互沟通形式，避免简单的思想和舆论强制”等。
从宏观来看，奉鼎哲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建构要从多元主体入手，必须“加强网络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限制重大门户网站的外资控股、规范网络媒体的趋利行为、加快网络的立法进程、加强非网民群体的宣传教育、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话语体系”。李艳艳则指出了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方向性策略，（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牢固树立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意识；提高对于意识形态论争的科学认识能力；积极组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正规军’队伍；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化被动应付为主动出击；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学界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探讨，固然可行。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建构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复杂工程，它既要求以科学完善的治理体制作为制度基础，也需要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作为技术基础，同时还离不开具有高度自律精神的网民和现代治理理念的有效支撑。因此，探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建构这个凸显的问题，显然必须考虑上述因素。可是，既有研究文献，要么是基于单一学科基础之上的比较性探讨，没有参透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深层要件；要么注意到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与网民道德自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却忽视或遮蔽了网民属性差异这个关键性要素；要么只是从传统管制型思维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建构进行一般意义的解析，却鲜见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地探寻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研究文献。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特点
尽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近些年来渐次勃兴的论题，但学界在多维层面的探索性研究，不仅反映出了相当程度的创新意识和问题导向的自觉性与敏锐性，而且也呈现出了诸多鲜明的特点。
（一）彰显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可以说，在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疾铺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并不是我们主观臆想的一个结果或是故意捏造的一个词语，而是必然出现的一种客观存在。尤为要紧的是，随着多元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中的粉墨登场和基于扞卫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主导权的战略考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旋即成为一个凸显的重大现实问题。问题既是时代律动的符号，也是学术研究必须把准的脉搏。否则，学术研究将失去其本身存在的价值。（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于此，学界并没有刻意回避或故意忽略，而是以创新性问题导向意识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遵循，从扞卫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主导权的战略高度出发，紧紧扣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实践进程中不断凸显的新问题、新情况，在不同的学科视域中对其展开了多维度的探索性研究，为进一步拓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搭建了可资参考的实践标尺。
（二）注重多维界面的系统探讨
回望学术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可观察的实践经验，把问题推至多维度的研究界面上进行深度的系统剖析和研判，既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也是探寻建构应对问题对策的内在要求。不难发现，不断凸显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论题，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价值，对扞卫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权和引导多元网络行为主体作出合乎理性的价值认知与判断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故此，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研究也必须遵循着类似的研究理路，（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有望真正科学地诊断出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有效对策的关键点。学界在多维度的研究界面上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系统探讨，显然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点上了一盏具有启迪性的价值明灯。进一步说，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研究，既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这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的分析，也关涉到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的潜在挑战这个必须厘清的前提条件，更为关键的是深入探讨了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可行路径等相互耦合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三）偏重规范研究，经验研究不足
众所周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深受网络信息技术、社会公众心理、群体价值取向、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法规制度建设等因素的交叉影响。在网络信息技术迅疾铺展的时代境遇中，经世致用，即为党和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进而切实扞卫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权，既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旨归，也是学界的一种时代使命和自觉意识。因此，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探讨，既需要通过注重理论推导和价值判断的规范研究来回答“应该怎样治理”的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需要通过注重客观例证和事实判断的经验研究来回答“是什么治理”的问题。换言之，和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一样，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当然无法离开宏观层面的规范研究，但也不能忽视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客观地看，关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研究文献，多是偏重规范意义的理论推演和逻辑论证，难见有注重通过问卷、座谈、访谈等实证调查的方法来系统地分析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因素的经验研究。
（四）注重机制建构研究，网民属性差异化研究缺失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不仅是一个理论性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观照网络网民属性差异的实践性议题。质言之，网民属性差异化，本身就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囿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网民的属性结构不仅显得非常复杂，而且不同属性网民的认知、判断和接受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途径也存在着巨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藉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在注重对直观的表层问题进行理论性阐释或解读的同时，也需要在不断调适的动态实践进程中抓住网民属性这个隐形的深层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以，在政治心理学、动机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视域中进行综合性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于更为客观全面地把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显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可是，就有限的研究视野看，既有的研究文献中没有触及网民属性差异化研究这个问题。
三、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着力点
放大学术研究的位阶看，校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着力点，既是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进行理论建构和聚集学术资源的基础，也是有效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要求。比照前文的叙述和学术研究的理路，校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着力点，必须秉承通达的学术眼光，以问题为导向，挣脱既有研究的固定进路和思维定式的同时，紧紧兜住以下几个要件。
（一）科学界定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
“概念的形成是推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它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揭示和分析的‘工具’。”可以说，对概念的内涵进行科学的界定，是确定研究对象和划定研究论域的逻辑起点。藉此，科学界定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是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坦诚地说，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论题的研究，或是干脆回避这个具有争议性的概念；或是在技术属性或社会属性的单一视域中进行一般意义的概括性描述。可是，实践中如果仅仅将网络意识形态视为网络信息技术迅疾发展的一种“副产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者直接剔除技术属性的观照而将其单纯地界定为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观念体系，都无法科学的把准和全面的洞察网络意识形态的本质所在。因为，网络意识形态不仅仅关涉网络信息技术的工具性问题，而且也关涉社会属性的价值问题。因此，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认知和界定必须跳出既有研究的固定进路和单一视角，立足于新的研究视角来清晰地刻画这个新颖议题的内涵。
基于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严谨性和特殊性而言，在技术——社会相耦合的质性框架中进行立体化的考察和检视，当是一条把准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可行进路。质言之，技术—社会的分析框架，既承续了技术论者的研究传统，也兼具了社会论者所秉持的研究视角。鉴此，笔者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网络意识形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指包括国家、政党、阶级、利益集团、个体网民等多元网络行为主体，将特定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精神要素，通过话语载体和叙事方式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竞相展演与交互碰撞而悄然“出场”的一种观念体系，反映和代表着特定网络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对网络行为主体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着极强的规训作用，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范式，具有实践性、客观性、阶级性、流动性等特征。
（二）深化对网络意识形态生成逻辑的研究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弄清楚问题本身的生成逻辑是科学确定学术研究的标尺和方向的先决条件。设若不注重研究网络意识形态本身的生成逻辑，要想有效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实在是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事实上，每一种社会问题或现象凸显的背后都有着特殊的生成逻辑，并且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特定行为主体的价值认知、行为取向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变化。同样的道理，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逻辑也是如此。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网络意识形态不是由“一班人马”就能够轻易煽动起来并能够星火燎原的“东西”，它有着独特的内在生成逻辑。就政治效应的波及范围和影响深度而言，互联网本身的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等特质，无疑为个体网民、意见领袖和国家等多元行为主体的表达和“叙事”增添了一些新的技术变量。对置身网络空间中的网民来说，挣脱了在现实社会中“面对面”言说方式的诸多限制性要素，从而不再需要循规蹈矩或刻意控制自我的言说欲望，而是可以围绕相关的社会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进行个性化的传播、渲染、解读，甚至可以做出并非合乎逻辑的“道德审判”和价值评判。具备话语影响力范围广、话题设置能力强、话题设置新颖、与受众互动性强等特点的意见领袖，则往往能够扭住个体网民从众心理的认知“盲区”，或以理性化见解与专业阐释，或以创造性的话语建构与事实分析，或以设置特定叙事主题与价值评判，或以抛出博取眼球的历史事件与个性化解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以选择性地截取公共事件与充分论述等方式来营造信息传播的“沉默的螺旋”，进而诱导激情四溢的个体网民不自觉地参与特定意识形态的论争漩涡中。而扮演强有力的现代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表达者和供给者，既是现代国家在网络空间进行意识形态话语权对抗与竞争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话语诠释能力，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此，对任何现代国家而言，要么是通过精巧的程序设计和话语谋划将标示本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揉进海量的信息中，于无声处实现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企图；要么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发展网络信息技术并占领信息技术的制高点，来打造网络话语霸权体系和获得网络话语设计的优先权；要么是通过特定的文化产品或文化符号来宣示自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普适性”，以提升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
可以断言，网络意识形态的“破茧而出”，并非是某一个网络行为主体振臂一呼就旋即生成的产物，而是个体网民、意见领袖和国家这三种行为主体“合谋”的结果。或者说，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网民的任性言说、意见领袖的话语引导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对抗，构成了网络意识形态生成的基本动力。无需质疑，深化对网络意识形态生成逻辑的研究，是突破既有研究理路和校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着力点的一个关键性要素。
（三）加强对不同属性的网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方式途径的差异化研究
事实上，培育网民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和接受并使其内化为一种价值自觉，是有效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应然要求。如此，加强对不同属性网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方式途径的差异化研究，就合乎逻辑地成为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一个重要向度。
一般而言，网民属性结构主要包括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等要素。其中，网民的学历结构和职业结构是影响网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两个关键性要素。从学历结构看，“我国网民以中等教育水平的群体为主。截至2018年12月，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38.7%和24.5%；受过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占比分别为8.7%和9.9%”。而从职业结构说，“截至2018年12月，在我国网民中，学生群体最多，占比达25.4%；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比为20.0%；企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员占比共计12.9%；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员，占比分别为0.2%和2.6%；企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员，占比分别为0.6%、2.2%和10.1%；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职工，占比均为5.2%；制造生产型企业工人，占比3.8%；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农林牧渔劳动者，占比分别为3.9%和7.8%；（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退休和无业/下岗/失业，占比分别为4.1%和8.8%”。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学历结构还是从职业结构看，学生群体都是占比最大的一个网民群体。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处在形成、发展和变动的时期，或者说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处于一种“流动”势态，那么，如何增强他们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效度并真正内化为一种实践的价值自觉？同时，如何使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企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农林牧渔劳动者等网民群体能够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又如何使这些网民群体在网络空间中能够按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研判多元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本质？或者怎样才能使这些网民群体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单纯在宏观意义上的一般性探讨就能够予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微观层面上运用数据量化分析、问卷调查、访谈、个案研究等经验研究方法来加强对不同属性的网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以及他们认知和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方式途径的差异化研究。
（四）拓宽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学科视野
准确地说，面对这个附着了太多技术要素和处于流动势态的网络意识形态，学界一开始也是抱持着一种新鲜的陌生感，并短暂地表现出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迷惘和时空错位感。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疾铺展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的渐次凸显，学界还是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应变和调适能力，从迷惘到清醒，从被动应付到主动“介入”，并在不同学科视域中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检视和探讨。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心理学、新闻传播学、法学等众多学科。因此，囿于学科视野的局限，近年来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学科视角较为单一，主要局限于静态的结构性的对策建构分析，很少有学者从多学科视野出发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进行动态的综合性探讨分析。可是，设若仅仅从单一学科的视野出发来静态地探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显然难以切中这个新颖议题的要害。因此，于实践中，必须在更加宽广的学科视野中来动态性地探讨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相关问题。譬如，网络意识形态是什么？网络意识形态是怎么生成的？共时性涌现的多元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有着怎样的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与国家安全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网络意识形态是怎样影响网民的价值认知和行为选择的？毋庸置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视域中，运用和参照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系统论、博弈论等多学科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动态系统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当是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五）秉持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中国化”思维
立足中国社会的实然境况，秉持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中国化思维，是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内在要求。原封不动地沿袭或照搬西方的治理范式，不仅无助于科学地解释和研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相关问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会稀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效度。（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建构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传统。所以，秉持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中国化思维，拒斥那种完全在西方治理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框架范围内来研究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偏见，以切实扞卫本土学术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当是我们努力的基本方向。
秉持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中国化思维，不是把西方治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简单直接地移植或运用于研究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而是需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此，必须做到：一是秉承学术研究的批判意识和研究范式本土化的创新意识，在承认与汲取西方治理理论的合理成分和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的双重维度上来把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立足点，深入洞察网络意识形态的变迁势态。二是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然”境况出发，比照和借鉴西方国家网络安全治理的经验和方法，以独特的视角创新性地打造具有适应性和解释力的中国话语体系。三是在积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前提下，凝练出契合新时代客观现实的新理论、新思想、新理念、新体系，以形成研究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本土化的概念、假设、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四、余论
坦诚地说，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这个论题的时间尽管不长，但早已成为学界直面的一个重要论题，并呈现出从外在的倒逼或挤压，变为一种内在的、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研究的学科视域和方法，从相对单一转向更加多元；研究的队伍，从原来松散的“单兵作战”转向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等令人欣喜的势态。
不容否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主要受制于扞卫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权和维护网络战略安全的实践需求。除此之外，网络信息技术的铺展、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网民属性结构的变化、网络意识形态自身的生成逻辑、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整体变化等客观要素，都对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产生着重大影响。毫无疑问，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也必定会受到上述诸多因素的制约。反过来说，要校准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着力点，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始终秉承先进的互联网治理理念……时刻彰显网络阵地建设的科学价值导向”，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审慎地研判和洞察影响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诸多要素，超越非此即彼的理论迷思和实践羁绊，从而成就校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着力点的凤凰涅盘。
（转载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文章来源：《探索》2019年第4期；作者简介：史献芝，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玉强，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