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心林，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A162）。
【摘要】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不囿于本民族文化的窠臼，积极学习主流文化，主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既为本民族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文化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夯实了文化根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文化认同，其文学创作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彰显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土司文学；丽江木氏土司；容美田氏土司；交往交流交融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持续增强、不断升华，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也有鲜明的体现。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司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作为历史上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精英，土司通常也是相关民族的文化精英，其文学创作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代表性，构成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场域，也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生、发展的重要场域。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成果十分丰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理论渊源、历史脉络、重大价值、实现路径等议题，多侧重于宏观的理论探讨。本文拟以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为例，考察土司文学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具体的历史断面，揭示少数民族在其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一、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
（一）“知诗书好礼守义”：丽江木氏土司文学世家
丽江木氏土司雄踞滇西北，“富冠诸土郡”，传世二十二代，历经元、明、清三朝，统治地方长达四百七十余年，在区域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丽江土司于元代正式设立，“至元八年，立宣慰司。十三年，改为丽江路，立军民总管府。”明朝时，“丽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藉为屏藩”。“元明时俱资以障蔽蒙番，后日渐强盛，……蒙番畏而尊之曰：萨当汗。”至今在川滇藏毗邻区域，民间叙事传统中还有关于“木天王”的记忆，即是说历史上丽江木氏土司统治西番地区时被民众尊称为“天王”，可见当时木氏土司势力之强盛。
木氏土司源自古代的“么些”人，即后世的纳西族。纳西族拥有灿烂的民族文化，以古老的东巴文化、象形文字着称于世。
《明史》载：“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可见丽江木氏土司向来以文教昌盛闻名遐迩。土司木高有言：“读书最乐，为善最乐，此二乐，吾不让人。”作为一方霸主而以读书为最乐之事，可见其崇尚文教的程度。
丽江木氏土司诗书继世，礼乐传家，历代土司皆工于诗文，雅好文学，尤以木公、木高、木东、木旺、木青、木增为代表，号称“木氏六公”。木氏土司着述宏丰，传世作品有文集十余部，诗文数以千计。
木氏土司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为各界所瞩目，其诗文先后被收入一些重要的文集、文库，比如明代的《列朝诗选》、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明代着名学者杨慎赞誉木公“植学掞藻，蜚英士林”，曾遴选其佳作百余篇编为《雪山诗集》，为时人所重。明代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在为木增《山中逸趣》诗集所作序言中评价其诗歌曰：“公独领山中之趣于逸，有赋，有篇，有吟，有清语。拈题命韵，高旷孤闲，烟霞之色，扑人眉宇；读之，犹冷嚼梅花雪瓣也。”对其人品、诗格均有激赏。
（二）“盖代才华人磊落，一家风格句纵横”：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
土家族世代聚居于湘鄂渝黔毗邻地区，为武陵山区之腹地。在鄂西清江流域，以古代容美之地（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为中心，自元、明迄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之前，一直是容美土司管辖之地。容美田氏土司世居其地，“自汉历唐，迄今千百年，列爵分土，阶级公孤，勋纪琬琰，风景山河，不与人间沧桑同换”。
容美土司武功卓着，与桑植土司、保靖土司、永顺土司势力相当，并称为土家族四大土司。容美土司的文学成就也素有声誉，时人评价其文学成就曰：“堪与坟典丘索竞爽千秋。”“江左王氏人人有集，则田氏过之矣。古称一家之言，如曹如谢概弗逮。”其中不免有过誉之词，但也说明容美土司文学世家成就之高。
以文学成就而论，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自田九龄正式确立。田九龄着有《紫芝亭诗集》，凡12卷。自田九龄以下，文脉昌盛，历五代而不绝，特出者有9人，诗文集存目者约30部，诗文传世者千余篇，堪称宏富。在容美土司文学世家发展历程中，田舜年是最为关键的一位。他是第十世土司，“博洽文史，工诗古文，下笔千言不休”。田舜年不仅自己奋力着述，还致力于容美土司家族文学的整理工作，历时十年，编定《田氏一家言》，凡12卷，汇集诗集12部，终于成就容美田氏土司之名山事业。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的文学创作
（一）忠君爱国的文学创作主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中包括国家意识。在封建王朝时代，国家意识主要表现为忠君爱国思想，它并非对于某一帝王、某一王朝的愚忠，而是超越一家一姓之天下的狭隘忠诚，超越本民族、本地域的利益格局，自觉地将个体、家族、民族的命运融入中央王朝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之中，休戚与共，达致对于中国国家和中华治统的忠诚，无论王朝鼎革，陵谷沧桑，都竭力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贡献力量与智慧。
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虽然出身于少数民族，但对于中央王朝忠心耿耿，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在文学创作中也有突出的体现——以“忠君爱国”为主旨，彰显了坚定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1．丽江木氏土司的文学创作与其忠君爱国思想
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已成为木氏土司诗歌创作的核心底蕴。木泰《两关使节》曰：“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凤诏”即诏书，“红日”自是代指皇帝，诗句充分表达了木氏土司作为臣子对于中央王朝的忠诚。木公《自述》诗云：“汉唐宋元世，历宦岂须夸。腰系黄金重，诚心报国家。”明洪武时期，木氏土司获赠“诚心报国”金带，木公此诗既是夸耀殊荣，也是表达对于国家的无限忠诚。木增《象岭晓日》“一片葵心常拱向，多时曝背愿输忠。扶天赤手家图远，日下丝纶眷命隆”，《闻辽有警》“主忧臣与辱，师众饷尤多。薄贡惭毛滴，天恩旷海波”，木靖《雪山》“磅礴远呈精白意，忽从日下见长安”，都是表达了诗人对于朝廷的赤诚之心。
明嘉靖七年（1528年），土司木公建木氏勋祠于黄山，仪门匾额大书“诚心报国”四字，并撰《建木氏勋祠自记》曰：“自汉、唐、宋、元迄今明朝，其间为诏、为公、为侯、为节度使、为宣慰使司……皆出自国家优典。”“我子若孙，……如不知朝廷之恩，祖宗之德，虽继有今世之荣，则何用矣？……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边守城，不可有动扰患，以贻天子忧。”木公此文由家族而国家，字里行间里洋溢着忠君爱国之心，表达了对于国家的深刻认同。
嘉靖年间，木公曾获御赐“辑宁边境”匾额，为此专门赋诗《嘉靖恩赐“辑宁边境”四字》曰：“辑宁边境自天来，跪捧黄章向北开。金画滚龙蟠御字，玉音玺篆焕云雷。”他对国家的恩典感激涕零。
嘉靖年间，土司木高作文《大功大胜克捷记》以纪念其征讨藏地功绩，曰：“木氏世世代代为明国藩篱，一方重镇，滇南鸡犬不惊，军民安妥，聊有赖欤，以表人子丹心，寝食不忘之意。子子孙孙，束此敕赐‘诚心报国’起花金带，世守丽江”，其忠君爱国之心可谓赤诚。史料又载，土司木东临终前训导子弟“孜孜诫以保家报国，语不及其它，竟倏然逝”；土司木青“居常以忠君国为念”。凡此种种，均表明了丽江木氏土司高度的国家认同。
2．容美田氏土司的文学创作与其忠君爱国思想
容美田氏土司的文学创作也彰显了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这突出地反映在六世司主田玄及其三子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所作的《甲申除夕感怀诗》组诗中。
“甲申”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甲申除夕感怀诗》序曰：“岁运趋于维新，老人每多怀旧。余受先帝宠锡，实为边臣奇遘。赤眉为虐，朱茀多惭，悲感前事，呜咽成诗”，此处“先帝”当即崇祯皇帝。除夕本为辞旧迎新、万家团圆的喜庆时刻，但田氏土司必须直面大明社稷倾覆的创痛，故而寄寓沉痛之情于诗歌之中。比如，田玄“旧恩难遽释，孤愤岂徒悬”“遗人辞故主，拥鼻增辛酸。矢志终身晋，宁忘五世韩”，田霈霖“孤臣悲谏草，野老哭官桃”“皇皇堪自吊，痛在失君时”“山河愁时改，带砺想恩深”，田既霖“愁闻新曙鼓，痛惜旧天家。定省今宵事，明王梦已遐”，田甘霖“山河仍自古，城郭已成今”“寥寥当岁晚，重叹国无人”，均表达了对明王朝的耿耿忠心。南明重臣文安之评价田玄父子四人《甲申除夕感怀诗》组诗曰：“慷慨悲歌，珠玑萃于一门，三复诸作，一往情深。”田玄《送文铁庵先生往施州》曰：“对此新亭酒，那堪麦秀悲”“愁听望帝血，空感岘山碑”“亡国音同哽，无家路倍歧”，可谓满纸悲歌，亡国之恨充沛于天地之间。对此诗文安之评价道：“悲歌淋漓，可以想其肝肠。”
值得注意的是，容美土司对于明王朝并非愚忠，当其看到清王朝已经基本统一中国之后，认识到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便接受了清王朝的统治。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容美土司田既霖归顺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容美土司田舜年向清廷呈上《披陈忠赤疏》表达了对清王朝的忠诚。
田舜年雅好文学，既是容美土司文学世家的杰出代表，也是容美土司家族诗集《田氏一家言》的编定者。他有《搏得病虎作病虎行》一诗传世，在这首诗中，田舜年以“打虎”之事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认同。他以“病虎”指代明末清初的各路反抗势力，比如农民起义军、三藩势力等，认为他们“逆孽目中无天子”，与历史上的各路叛乱势力如安禄山、吴元济、王敦一样必将灭亡，坚信“天意助人除乱根”，表达了对于新兴中央王朝——清朝的国家认同。
（二）师法经典的文学接受思想
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的文学成就既是其自身文学性灵的结晶，也是中华文学经典涵养的结果。他们虽然僻处一隅，远离文化中心，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却积极向主流经典学习。他们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受到地域范围与民族身份的制约，而是注重对于主流文化的学习与借鉴，注重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深度关照，充满了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热情，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
1．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创作对于中华文学经典的师法
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创作对于中华文学经典的师法是全方位和深层次的，从文学意象、文学技巧到文学范式，均有突出表现。
木公在《和月坞扇寄杨升庵韵二首》中写道：“今无隐士耕莘野，昔有贤君梦傅岩。”这是化用商汤伊尹、武丁与傅说的故事，以表达其渴求明主、报效国家的志向。再如，木增《寒潭映月》诗云：“万顷澄潭月倒悬，一轮如昼景鲜妍。广寒宫殿藏波底，河汉星辰在目前。赤壁泛舟诗喜诵，青莲邀饮兴无边。临渊佳况滋心赏，扰扰红尘已尽捐。”木青《泛玉湖》“郢客高歌巡绿酒，佳人团扇剪湘罗”，《偶成》“漆园有吏真能隐，栩栩蘧蘧少是非”，这些诗句化用了中华传统诗歌中的经典意象，如“广寒”“河汉”“赤壁泛舟”“青莲邀饮”“郢客高歌”“佳人团扇”“漆园有吏”等，显示了木氏土司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
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领域，对于韵律的使用、安排既是诗歌创作的入门途径，也是体现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次韵则是诗家在用韵方面相互切磋、相互唱和的一条“险径”，非诗艺高妙者不可为之。次韵亦称步韵，其难点在于唱和他人的诗歌时，必须按照原诗的韵脚和用韵次序安排韵律，相当考验唱和者的功力。在诗坛上，次韵之风由来已久，可考者起源于唐代诗坛两大名家元稹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长篇排律，是后世所称“元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诗坛上，次韵之风也十分盛行，极为当时文人所看重，多以之酬答唱和，对于地处滇西北的木氏土司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木公有《春园诗次张月坞韵》《和韦苏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韵》《和月坞扇寄杨升庵韵二首》《又奉次升翁空候十六韵》等多首次韵诗，既有与当时文士张月坞的唱和，也有对唐代着名诗人韦应物的踵武，均展示出较高的诗歌艺术水准。
论及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般皆以唐诗为冠，自两宋以下，“诗歌宗唐”渐成主流。“诗歌宗唐”既是向经典致敬，彰显了诗人的诗艺追求，也表明了诗人的创作自觉与自信。在丽江木氏土司的诗歌创作中，“诗歌宗唐”的理念也有突出的表现。木公是木氏土司中诗歌成就最高的一位，其诗歌创作体现出突出的“宗唐”特质。史载木公“居尝手王、孟、高、岑诸编，枕藉弗去，曰：天壤间有乐于此者耶？”其对于唐诗大家的仰慕之情可谓跃然纸上。木公《寄友人莫静天》云：“沉痼无聊久废诗，羞将短发乱还吹。鸿归故泽晚何急，雨滴空阶秋正悲。放浪形骸唯独往，疆移栖息岂多枝。萧然老我无佳慰，鸡黍近来谁共期”。全诗宗唐痕迹甚浓，无论是字句锤炼，还是意境渲染，均受到唐诗的极大影响：首联“沉痼无聊久废诗”一句与晚唐皮日休《奉酬鲁望惜春见寄》诗中“可怜沉痼冷如灰”之句一脉相承；颔联“雨滴空阶秋正悲”一句与晚唐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词中“空阶滴到明”之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尾联“鸡黍近来谁共期”一句则与盛唐大家孟浩然《过故人庄》诗中“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之句诗境相通。木公文友张南园评析此诗曰：“尽有杜机轴，非今日诗家所能，”可谓慧眼识珠。此外，木公《步秋野》中“萧萧落木雨初晴”一句与杜甫《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秋兴》中“野渡望舟还”一句与韦应物《滁州西涧》中的“野渡无人舟自横”可谓出于一脉。木公《八村渔火》诗曰：“水国分居处，家家快晚晴。渔翁收异网，渔妇爇松明”，全诗诗意画境圆融无碍，大类唐诗名家王维田园山水之作，明代大文学家杨慎评点此诗为“似辋川”，看似措辞平淡，实则评价极高。
2．容美田氏土司文学创作对于中华文学经典的师法
（1）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文学创作对于骚体文学的借鉴
骚体文学的正式形成以西汉刘向编订《楚辞》为标志，所以也称为“楚辞体”。楚辞本意是指先秦时期楚地的歌辞，因为屈原的作品最具代表性，所以后来专指以屈原的作品为典范、与《诗经》相对应的新的诗歌样式。骚体文学具有突出的地域风格，多运用楚国故地的方言韵律，描写楚地的山川风物，想象奇特，意境奇崛，感情激越，狂放不羁。
土家族文化与楚文化之间具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容美土司世居于武陵地区腹地，与先秦楚国故地地理相接，其文化面貌与楚文化渊源颇深，这在文学领域也有集中的反映，突出地表现为容美土司文学世家的文学创作对于骚体文学的借鉴。明代着名文士吴国伦评述容美田氏土司诗歌创作的特点曰：“慕三闾之哀愁，嗽鬻熊氏之余润，而发之诗”，指明了其与楚地骚体文学的直接渊源。
第一，对于楚地风物名胜的着力描绘。对于楚地风物名胜的着力描绘是楚辞的重要特征，诚如宋人黄伯思所言：“屈、宋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容美土司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也具有这方面的突出特征。如田九龄的诗句“连城明月来三楚”“荆楚棠阴蔽芾成”“去年南下楚江滨”“巫山秋色楚天高”“万树烟花郢里春”，田宗文的诗句“赋里兰栽楚国香”“绕汀花发楚王楼”“挥洒定应饶楚调”，田玄的诗句“烽烟匝楚甸”，都是直言“楚”地风物；田九龄的诗句“谁将秋色点荆衡”“碧箫吹彻洞庭秋”“衡霍天空山作镇，潇湘云尽水为乡”“洞庭风叶下，不见雁南飞”，田宗文的诗句“兴过南岳寺，梦绕岳阳楼”“月出汉阳树，人依黄鹤楼”“洞庭潇湘多白云，君山之上气氤氲”，则描绘了三楚大地的山川名胜。
第二，对于骚体诗歌艺术的直接借鉴。从诗歌艺术层面而言，容美土司文学世家直接借鉴了骚体诗歌艺术。其一，对于骚体文学比兴手法的继承与采借。王逸在《离骚序》中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侯；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自此以后，“香草美人”之喻成为后世学者评析骚体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容美土司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这种艺术手法。比如，田宗文的诗句“赋里兰栽楚国香”“纫兰过古岸”，田九龄的诗句“佩自兰江草亦芳”，田甘霖的诗句“青山芷草佩来香”，都是以香草为喻，抒发胸臆。田九龄则有一组以“香草名花”为主题的诗歌，以之比喻自己的情怀与品格，或者隐喻人生的际遇，比如，《蜀葵花》诗中有“孤立已知妨俗客，群芳莫遣妒幽姿。漫怜卫足凌霜际，最喜倾心向日时。”《种莲》诗中有“岂为红妆矜艳色，总缘素节挺污泥。”《菊》诗中有“空向沅波酬屈子，偏于篱畔醉陶生。芳心一片凌摇落，桃李如今可载荣？”这些诗句与屈原“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名句文气相通，一脉相承。其二，对于骚体文学经典意象的借鉴。在容美土司诗人的诗歌中，大量借鉴了骚体文学的经典意象。如田霈霖“骚人漫拟折疏麻”之句与《九歌·大司命》中的“折蔬麻兮瑶华”、田九龄“洞庭风叶下”之句与《九歌·湘夫人》中的“洞庭波兮木叶下”、田九龄“夜深谁鼓湘灵瑟”之句与《楚辞·远游》中的“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这些可谓是直接化用。再如，田九龄“渔父舟航虚世代”“羡尔离骚胜事并，涉江遥诵卜居城”，田霈霖“离骚聊自展，一读一悲吟”，田圭“山鬼参差迭里歌”，田宗文“故里已拚渔父约”“寻芳过楚泽，取醉吊湘君”，田甘霖“试把九歌收泪读，先寻桂酒奠东皇”，都大量化用了骚体文学的经典意象，诸如“离骚”“渔父”“山鬼”“招魂”“湘君”“东皇”等。田宗文曾将其营造的居所命名为“离骚草堂”，将自己的诗集名为《楚骚馆诗集》，表达了对于屈原的无上敬仰以及对骚体文学的热忱。
（2）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文学创作对于唐诗的借鉴
田九龄是容美土司文学世家成就比较突出的代表，其诗歌受到唐诗的显着影响，正如当时文士严守升所评：“每每借径唐贤，当是熟处难忘。”比如，《登五峰》中“何年五老幻西隈，天削芙蓉衣玉台”一联与李白《望庐山五老峰》中“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一联具有明显的渊源；《秋兴》中“一曲高歌明镜里，少年人奈白头何”显然脱胎于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从军》中“前军未出飞狐道，已报先平虎穴回”之句当是化自王昌龄《从军行》中“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出塞曲》中“笛声吹落关山月，多少征夫泪并挥”与《从军》中“可怜一片秦时月，犹照征夫马上环”都使人联想到王昌龄《从军行》中的名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凉州曲》一诗云：“美酒春浓琥珀流，葡萄莫谩羡凉州。纵今醉卧沙场月，无那关山万里愁。”则显然化自于王翰《凉州词》中的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醉卧沙场君莫笑”与王昌龄《从军行》中的名句“无那金闺万里愁”。
再如，田玄《秋兴》诗云：“多是清溪候，幽光倍可人。林高烟欲澹，霄净野无尘。暮响急依水，凉飕细入筠。值兹天气好，把酌亦须频。”全诗无论是就意境而论，还是以格律字句为准绳，都极具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品格，严守升评点该诗为“王孟遗响”，是十分贴切的。田甘霖有“辋川无限意，绘不到山家”“辛苦王摩诘，终朝画祀供”，则是直抒对于王维的景仰胸臆。
（三）开放包容的文化交往心态
就地理区位而言，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都僻处西南，是所谓荒陬徼外之地，与外界交流殊为不便，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自我封闭，而是积极与外界展开文化交往，促进了民族文化交融，涵养、深化了自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丽江木氏土司的文化交往
丽江木氏土司与不少文人有过交流，或当面请教，或书信往来，其中既有云南本地名士张志淳、李元阳等，更有如杨慎、董其昌、陈继儒、钱谦益等内地硕学大儒。
特别值得详述的是，木增任土司时，恰逢徐霞客游历至丽江，遂得以向其请教学问，恳请其训导子弟，执礼极为恭敬，充分展示了木氏土司好学勤学、尊崇学者的优良传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民族文化交流的范本。
实际上，木增与徐霞客直接交往的时间较为短暂，自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一日，徐霞客在丽江只停留了十二天，但木增对于徐霞客却是敬仰已久。徐霞客游历丽江，既是其壮游天下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应木增的邀请，为其修撰《鸡足山志》。此次行程并有当世大儒陈继儒的接引。陈继儒《答徐霞客》书云：“丽江木公书遵命附往，……此公好贤若渴，而徐先生又非有求于平原君者，度必把臂恨晚，如函盖水乳之合矣！”十分生动地道出了木增“好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品格。
木增贵为土司，实为一方霸主，而徐霞客全无功名，本为布衣，但在二人交往期间，木增却对其执礼甚恭。徐霞客尚在途中之时，木增便沿途派人护送导引，妥帖安排行程，一路礼遇有加。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二十九日，徐霞客终于来到木府，“木公出二门，迎入其内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极重礼也”。足见木增之盛情。
木增向徐霞客虚心请教，请其为自己的诗文集《云薖淡墨》作序，并予以斧正。徐霞客虽然深感木氏土司之盛情，但并不阿谀奉承，认为“其所书洪武体虽甚整，而讹字极多，既舛落无序，而重叠颠倒者亦甚。余略为标正，且言是书宜分门编类，庶无错出之病”。难能可贵的是，木增虚怀若谷，不以为忤，“特令大把事一人听候。求再停数日，烦将《淡墨》分门标类，如余前所言。”徐霞客感其赤诚，为之“校类分标，分其门为八”。
木增还请徐霞客教化子弟，为其子弟斧正文章，在此过程中以师礼待之，极为恭敬，“途中屡有飞骑南行，盖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屡令人来，示其款接之礼也”。“甫入，四君出迎，……即揖入西侧门，搭松棚于西庑之前，下藉以松毛，以示重礼也。……木公求余作文，并为其子斧正修改。”
木增除了向徐霞客请教之外，还恳请其代为引介，希望有缘结识更多硕学大儒。“先是，木公与余面论天下人物，余谓：‘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易见，亦不易求。’因问：‘可以亲炙者，如陈、董之后，尚有人乎？’”此处所论及之“石斋”即黄道周，“陈、董”即陈继儒、董其昌，俱为当时名满天下之士。
木增对于徐霞客十分敬重，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徐霞客从别处返回滇西鸡足山，“全身俱发疹块，后来‘两足俱废’，丧失了旅游能力，被丽江木土官派滑竿护送，经湖北黄冈再乘船回家。”木增对之可谓仁至义尽，为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谱写了一段佳话。
2．容美田氏土司的文化交往
容美田氏土司虽然僻处武陵山区腹地，但十分重视同外界的文化交往，积极学习主流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
《田氏一家言》是目前所见汇集容美土司诗歌最多的诗歌集，存诗500余首，其中与海内文士互相酬唱应答的诗歌达到123首，汉族学者为容美土司诗集作序6篇，诗歌评语107条，足见容美土司文学世家文化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其中不乏与名家大儒的文化交往。如明嘉靖、隆庆年间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后七子”的主要成员与容美土司文学世家有密切交往，田甘霖曾作唱和清初诗坛盟主钱谦益的诗十首，可见二者在文学上也有交集。
再如，清初着名文士孔尚任与容美土司第十世司主田舜年虽然从未谋面，却结成了文学层面的莫逆之交。田舜年曾派遣使者赴京拜见孔尚任，并呈送自己称赏《桃花扇》的诗歌，孔尚任为此还专门赋诗《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传奇，依韵却寄》以为酬答。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也提及田舜年：“楚地之容美，在万山中，阻绝人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颇嗜诗书。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竟入洞访之，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可知当时在容美地区已经在演出《桃花扇》。
除了诗歌酬唱之外，容美土司文学世家还极为重视实践文化交往的理念，自身既多方游历，遍访名家，也诚挚邀请海内文士学者造访容美，不吝赐教。田世爵“重结交，与荆州藩、道、府，无不密契，无岁不出，出必经年累月始回”，田九龄“喜交游，足迹遍两都，所交与唱和多当时名士”，田宗文“交游海内贤豪，江汉诸名达倡酬寄赠”。除此之外，田玄“好善乐士，座上常满”，其子“交游远迩，稷下星聚”，田霈霖“遨游荆、澧、湖、湘之间，士人有才望者，率折节引为同社，相与论志讲业”。着名文士顾彩曾应田舜年邀请游历容美之地，盘桓数月，彼此引为知己。田舜年邀请顾彩时极为诚挚谦逊，全无土司豪横风气，曰：“弟舜年荒徼武夫，见闻僻陋，常愿得交海内大君子，而惠顾者寥寥。先生华国凤麟，顾乃不远千里崎岖来贲，辱赐佳作，何以克当？”南明相国文安之在明王朝覆灭之后，隐居容美数年，与田玄、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5任司主往来密切，关系莫逆，极受礼遇。明清之际的文士严守升也曾客居容美，颇受尊崇，他曾述及容美土司礼贤下士、名流雅集的景象：“丁乱后，南郡避兵者，望而投止。铁庵文太史，中含黄太史籍馆谷，暨吾友令宗伯珩、月鹿诸君子团栾一时，痛饮河朔，分题限韵，仿佛梁园佳事。”
三、结语
诚如李晓峰先生所指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语境中”，“如何用文学书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这一命题。
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不囿于本民族文化的窠臼，积极学习主流文化，主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既为本民族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文化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夯实了文化根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文化认同，其文学创作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彰显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